北京男子女儿发烧第四天确诊川崎病，医生称错过黄金期，才5岁

我叫陈望，三十七岁，北京顺义人，白天给一家汽修店看仓库，晚上跑网约车。 我女儿叫小榆，五岁零四个月。 她第一次烧起来，是一个周二的傍晚。 那天北京刮大风，天灰得像没洗干净的锅底。我刚把车停到小区门口，手机就响了，是她幼儿园老师打来的。 老师说：“小榆爸爸，孩子发烧了，三十八度九，她一直说冷，您方便过来接一下吗？” 我当时还没觉得有多严重。 五岁的小孩，发烧太常见了。我们家小榆从小体质不算好，换季咳嗽，吃凉了拉肚子，跑快了出汗，风一吹就鼻塞。她妈总说她像一盆刚冒芽的小葱，风大一点都得歪。 我到了幼儿园，她坐在门卫室的小板凳上，身上披着老师的外套，脸红得厉害，额头贴着退热贴。旁边别的小朋友排队等家长，她没哭，手里还攥着一只浅粉色的小发夹。 那发夹是早上她非要戴的，上面有一颗塑料小草莓。 看见我，她把发夹举起来，说：“爸爸，掉了。” 我蹲下去给她重新夹上，手碰到她头发下面的皮肤，烫得我心里一紧。 她小声说：“我今天没跳完舞。” “没事，回家睡一觉，明天再跳。” 她靠在我肩膀上，没像平时那样问我车里有没有酸奶，也没嚷着要看路边的挖掘机。一路上她闭着眼，睫毛一抖一抖的，嘴里冒出来的气都是热的。 回到家，她妈已经煮了粥。 体温三十九度二。 吃了退烧药，擦了身子，九点多降到三十七度八。她精神好了一点，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动画片，还把那只草莓发夹别到我的袖口上，说：“爸爸也漂亮。” 我笑她：“爸爸漂亮像什么样子？” 她想了想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像要去参加表演。” 我以为这一晚就过去了。 半夜两点，她又烧到三十九度五。 她妈披着衣服坐起来，摸她手心，说：“要不去医院吧？” 我看了眼窗外，风还在刮，楼下树枝晃得厉害。孩子刚睡着，被烧得小脸通红，眉头皱着。我那时候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川崎病，不是心脏，不是后来医生说的黄金期。 我想的是，急诊人多，去了也是排队，孩子折腾一宿更难受。 我说：“再观察一下，退烧药刚吃没多久。明早不退就去。” 她妈没再说话，只把孩子抱得更紧。 第二天早上，烧还是没退。 我请了半天假，带她去了小区旁边的社区医院。医生听了肺，看了嗓子，说嗓子红，像病毒感染，先回去吃药，多喝水，三天不退再去大医院。 小榆坐在诊室的小椅子上，两条腿晃来晃去，手里抱着她的兔子水杯。医生问她哪里难受，她眨了眨眼，说：“我眼睛有点疼。” 医生看了一下，说有点充血，发烧也会这样。 我们拿了药回家。 那一天，她的体温在三十八度八和三十九度六之间来回晃。退烧药压下去两个小时，又慢慢升上来。她不怎么吃东西，喝两口粥就推开，说嘴巴疼。 我看她嘴唇干，以为是烧的。 她妈去上晚班前，站在玄关那里回头看了好几次，说：“陈望，我还是不踏实。” 我说：“我在家盯着，你放心。” 她问：“要是夜里还高呢？” 我说：“夜里再看。” 那句话后来在我脑子里响了很多年。 夜里再看。 我总想着再看，再等，再熬一熬。可孩子身体里的火，不会因为大人想省一趟医院就停下来。 第三天，她开始起疹子。 不是大片大片的红，就是脖子、肚子上散着一些小点，摸上去不鼓。她妈用手机拍下来，发给一个当护士的同学，对方说看不清，最好去儿科看看。 我本来准备带她去儿童医院。 可那天下午汽修店临时来了货，老板打电话说仓库那边没人签收，一批配件晚上要送走。我当时想着，社区医生也说三天不退再去，今天刚第三天，等我把货点完，晚上再挂急诊。 小榆躺在床上，眼睛红红的，嘴唇像干裂的小番茄。 我给她擦嘴，她躲了一下，说：“疼。” “哪里疼？” 她指了指舌头：“里面扎。” 我拿手机灯照她嘴里，看见舌头上红红一片，像草莓表面那种小点。我那时候还开玩笑说：“你戴草莓发夹，舌头也变草莓了。” 她没笑。 她只是把发夹从枕头边摸出来，放在我手心里，说：“爸爸，明天不要给我夹了，头疼。” 我心里有点慌了。 晚上八点多，我从汽修店赶回家，她妈已经把小榆抱在怀里。孩子烧到四十度，手脚却冰凉。她妈眼眶红着，说：“去医院，现在就去。” 我没有再拦。 我们抱着小榆冲下楼，打车去了首都儿研所。急诊大厅里全是人，小孩哭，大人喊号，空气里有消毒水和汗味。我们挂了号，前面排着几十个。 小榆靠在我怀里，眼睛半睁半闭。她看见大厅角落有个卖口罩的自动机，突然问：“爸爸，那个机器里面住人吗？” 我说：“没有，里面住口罩。” 她轻轻嗯了一声。 等到我们看上病，已经快夜里十一点。 医生听完发烧时间，问：“从什么时候开始烧？” 我说：“周二傍晚，到现在第三天。” 医生看了她的嗓子、舌头、眼睛，又摸了脖子，说：“目前还是考虑感染，疹子不典型。抽个血，先看指标。” 抽血结果出来，炎症指标高。 医生说：“可以先回去吃药，也可以留观。孩子现在精神差，建议留观。” 留观室没有床位，我们在走廊椅子上坐了一夜。 那一夜，我抱着小榆，胳膊麻了也不敢动。她烧得迷迷糊糊，嘴里叫了两次“妈妈”，又